从表3的中梯度承接地区回归结果看，广西、云南、新疆三省区在2005～2014年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中技术密集型环节对转移要素的吸收能力，均低于高梯度承接区域，这一实证结果与制造业发展指数的结果相吻合。从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看，劳动密集环节、资本密集环节的回归系数为0.8453和0.4322在5%水平显著，而技术密集型环节回归系数为-1.0094与技术溢出呈负相关，说明三省区制造业的技术行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和转化能力低。从资本溢出和劳动溢出的回归结果看，制造业的三个环节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显著，资本密集环节对两项要素的吸收轉化能力仍然高于其他两个环节、分别为1.2532和0.0820，技术密集环节与转移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9734，说明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技术行业对资本溢出的吸收转化能力弱。从转移企业数量的回归结果看，与制造业的三个环节均未出现显著关系。

得到制造业综合指数Di，其中zij为规范化指标数值。以2005年为基年MID=100，计算出2005～2014年西部12省制造业发展指数（见表1）。

[9]郑方. 从纵向一体化到纵向分离——基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1）：98-108.

[2]Buckley P J. Is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Agenda Running out of Steam？[M]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4：365-373.

[8]Smith D M. Radical Geography： The Next Revolution？[J]. Area， 1971， 3（3）：153-157.

[7]Bencivenga V R， Smith B 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8， 58（58）：195-209.

（1）以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四省区为代表的西部高梯度承接区对区际产业转移要素溢出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高于广西、云南、新疆三省区为代表的西部中梯度承接区，以贵州、甘肃两省为代表的西部低梯度承接区对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效率最低，这与主成分分析法中计算的西部各省区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结果相吻合。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Value Chain

[19]Haug D M.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Lessons that East Europe can Learn from the Failed Third World Experience[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991， 5：209-240.

假设1：区际产业转移产生的“技术溢出”和“资本溢出”，有助于承接地产业在价值链中改善其技术结构、资本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3]。因此，转移溢出与产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正相关关系。

基于实证结果，结合当前区际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24]郭丽娟.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13（11）：64-67.

[23]肖雯. 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D]. 浙江大学， 2012.

2.1 评价指标构建

4 结论与建议

[17]許南， 李建军. 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J]. 管理世界， 2012（1）：182-183.

（3）提升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内生增长动力、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引进，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最终实现西部制造业在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

从表3的高梯度承接地区回归结果看，总体上2005～2014年由区际产业转移引起的要素流动与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四省区的制造业发展指数具有显性的正向关系。其中，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与高梯度省区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环节、资本密集环节和技术密集环节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西部高梯度省区对东部转移产业的技术溢出承接效率高。产业转移资本与价值链三个环节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分别为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环节在1%水平显著、与技术密集型在5%水平显著。横向比较价值链三个环节对资本的吸收效率发现，资本密集型环节的回归系数为3.7021，远高于其他两个环节，说明转移资本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聚集程度高，而本地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发展水平约束了转移资本在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吸收效率，其回归系数仅为1.3211。人力资本转移对价值链三个环节的影响均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按照回归系数排序分别为资本密集环节0.2714、技术密集环节0.1965、劳动密集环节0.1542，从三个环节的排序看，人力资本的最高承接效率仍然出现在资本密集环节。此外，除资本密集环节与转移企业规模回归系数0.2381在10%水平显著正相关外，其他两个环节与转移企业规模的出现无显性关系，这一结果佐证了程李梅提出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陷入“只见企业，不见产业”的结果[28]。

[28]程李梅， 庄晋财， 李楚，等. 产业链空间演化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陷阱”突破[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8）：135-147.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2.2 模型设定

[11]Pranab M， Harry G. Competition in Remanufacturing[J]. Production &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1， 10（2）：125-141.

从表3的低梯度承接地区回归结果看，2005～2014年贵州、甘肃两省的制造业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较低。从技术在三个环节的溢出效率看，三个环节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但技术密集环节的回归系数为-0.6540与技术溢出呈负相关，说明两省的制造业技术行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影响了整个制造业价值链水平的提升。溢出资本在制造业的三个环节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显著，按照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资本密集环节0.9691、劳动密集环节0.8418与技术密集环节-0.2734，与高梯度和中梯度地区相同的是资本在制造业技术密集行业的转换程度仍然过剩。此外，从劳动溢出和企业规模溢出的回归结果看，除劳动密集环节对劳动溢出在10%水平具有显著关系，低梯度地区制造业价值链的三个环节对劳动和企业规模溢出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尤其是对劳动转移的转换效率系数均为负值。

[16]Linge G J R.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2.112-115.

[15]Newman M E J.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J]. SIAM Review， 2003，45（2）：167-256.

[6]Porter M E. Cases in Competitive Strategy[M]. Simon and Schuster，1983.71-82.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5

摘要：采用AHP主成分分析法，以省际制造业发展指数为依据，把西部各省区分为高、中、低三大产业承接区域，基于2005～2014年西部制造业26个行业数据，从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三大环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资金转移是影响西部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转移次之，东部地区企业规模溢出的效率水平最低，说明当前东部产业转移的规模效应并未实现；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中资本密集环节对转移要素的吸收效率大于劳动密集环节，技术密集环节最弱，说明当前西部制造业在产业价值链中位置不高，培育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型技术型产业是进一步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

假设3：产业规模的大小对高端生产工序成本具有直接影响，一个区域产业基础规模越大，其价值链高端生产工序的成本越低，从而促进产业在价值链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转移规模与产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正相关关系。

3 实证结果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