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称他希望改变现状，回馈费城独立开发者社区。Pierre参与运作一家叫做Philly Game Mechanics的慈善机构，目前正在向市政府申请补助金，之后会将补助金分发给费城的独立开发者，帮助他们完成游戏项目。

“好斗。”Pierre思考片刻后说，“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完成游戏的制作。”

作为Pillow Fight的最近一款游戏，《迈阿密幽灵》（Ghosts of Miami）将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讲述一个变化中城市的故事，表达了这间工作室对变化的沮丧。在制作游戏期间，Fu和Kreyling曾到迈阿密实地考察，不过只要望向窗户，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华盛顿市的变化。

在开发游戏期间，Block从未远远观察这座城市的贫困街区。他告诉我们，工作室招募当地开发者制作《我们是芝加哥人》，还采访了深受贫穷和暴力问题困扰的街区的住户，获取第一手资料。Block不愿从报纸上了解事实，而是深入那些街区，倾听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Fu和Kreyling正在与这些变化做斗争——就像他俩与目前美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做斗争一样。他俩在2016年创办Pillow Fight Games，当时奥巴马在任，但后来特朗普成了新任美国总统。他俩认为特朗普的一些政治观念非常可恨，与Pillow Fight所倡导的价值观完全相反。

但更重要的是这儿有自己的文化。据Fu说，作为少数民族人士居住的地方，这儿没有任何高度超过两层楼的建筑。

某种意义上讲，纽约市就像个矛盾体。这座城市人口密集，所有人都生活在狭小区域，却对彼此毫不关心。如果你第一次来到纽约，也许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冷漠。当我在一家酒店排队时，身后人似乎等得不耐烦，于是径直走到我身前插队，仿佛当我不存在。在拥有超过850万人口的纽约，没有人会关心你在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自己在这里生活，就像是北部的维京人。”Gwaltney说。求生与团结成了法戈当地人的一种固有性格，若面临艰难处境，他们就会团结在一起。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们站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靠近楼梯底部。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在我们身前，Jo Fu和Conrad Kreyling正冲着这栋大楼用手比划。他俩刚刚喝了几杯酒。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坐在这儿不断抱怨天气，或者充分利用它。’”Weik说，“我们真的对充分利用它很感兴趣。”

“我们有一名约旦裔美国编辑兼背景艺术家，由于他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延期发布游戏。他担心他的家人会因为旅行禁令被驱逐出境。”Fu说，“包括我在内，核心美术团队的所有人都是第二代移民。所以我们都想过，‘家人会经历些什么？’”

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当地开发者没有足够多的游戏作品吸引市政府关注，也因此得不到资助。明尼阿波利斯的独立游戏开发者社区看似一片繁荣，却并未取得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进步。在与Howling Moon成员交谈间，我感觉他们似乎希望承担起改变现状的责任。

明尼阿波利斯拥有规模庞大的创作者社区、艺术院校和各种艺术节，但在这座城市，电子游戏的投资价值尚未得到认可。Siemers称由于这个原因，在当地全职开发独立游戏很困难；在明尼阿波利斯，许多独立开发者都只是业余爱好者，无法每周腾出40个小时做游戏。

“商会颁发一个奖项，叫做‘大溪城最佳企业’，如果我们看科技和电脑公司，我想今年我们就会成为大溪城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Saltsman笑了起来。他承认与这等名号相比，他的办公室，以及“100美元的宜家办公桌和2012年的iMac”实在太不起眼了。

“就算在地铁中，形形色色的人沉浸于自我的小世界，但他们的生活与你完全不同，你永远不可能亲身经历。我在设计游戏时经常思考这些问题。”Carletto说，“纽约地铁让我大受启发。”

“我们想制作一部视觉小说，让人们谈论看到那些社区消失的伤感。”Fu说，“我真的感到难过，因为人们再也看不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什么样子了。我就好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地方消失。”

Pierre从新泽西北部到费城找工作，之前曾供职于一家电子邮件公司，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游戏开发者。Pierre起初只想制作Mod，而当他希望自己制作游戏，试图了解费城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圈子时，查询到的信息也不多。

Saltsman认为，他的公司和家庭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大溪城生活的影响。这里的生活更稳定，Saltsman与家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他有鸟屋，公司也更受关注。Finji在奥斯汀毫无名气——尤其是与Arkane和Retro Studios等当地公司相比，而在大溪城，Finji面临的竞争要少得多。

Saltsman喜欢他的院子。他花了很多时间向我解释后院的各种不同野生动物，例如彼此间有“某种奇怪竞争关系”的两队山雀和五子雀。在天气温和的夜晚，他会拿着一部中国收音机坐在后院，收听来自古巴和中国频道信号的外国广播。与曾经的喧嚣生活相比，这些安静的消遣方式似乎更让他快乐。

Block的新作《我们是芝加哥人》（We Are Chicago）是一款以芝加哥为主题的游戏，谈论了芝加哥的暴力、贫穷、失业和教育等问题。Block称他的工作室Culture Shock Studios之所以制作《我们是芝加哥人》，目的是面向人们推出游戏，让人们“不得不谈论它”。

乍听上去似乎有些讽刺，但事实上在所有关于纽约的故事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往往触动人心。蒂托·蒙蒂尔执导电影《圣徒指南》（A Guide to Recognizing Your Saints）讲述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纽约皇后区长大是怎样一种体验；《半熟少年》（Kids）则以类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流行期间的纽约滑板文化。

在这座寒冷城市，风似乎能直侵肺部，你的嘴唇会开裂，眼前迷雾蒙蒙。当地Beach Interactive的开发者们告诉我，酷寒的天气迫使人们待在家里，所以在法戈，独立游戏开发者经常闭门不出做游戏。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Gwaltney说，“如果你想讲一个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讲述真实故事。令人无法出门的寒冬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影响了游戏，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长大，希望将它融入游戏，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喜欢观察其他人，但就算有人在上地铁后很吵闹或者做稍显奇怪的事情，你也不能看他们的眼睛。我发现这是纽约地铁的一个特点。”她说。

据Siemers说，她为工作室申请了市政府的补助，但由于明尼阿波利斯没有为游戏开发项目设立专门的补助基金，她不得不在“艺术与科技”的项目下提出申请。

我们站在国会大厦前结束了这次采访。Fu和Kreyling很生气，但他们也在笑。为了抗争，他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他们不会退缩。

与他们所不同，Howling Moon更希望制作完成自己的游戏。